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运行发挥着支撑性作用。“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制度自信，为坚持和完善这一新型制度指明了方向，也为催生世界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运行发挥着支撑性作用。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为代表的旧式政党制度疲态尽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却愈益焕发勃勃生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出场的时机成熟了。由此，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政治论断，高度凝练地概括这一伟大的政治创造，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制度自信，为坚持和完善这一新型制度指明了方向，也为催生世界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性反思和创造性学习的产物

众所周知，政党制度源自西方，在近代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政党制度替代了封建等级和宗教特权制度，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制度，在政治权力更迭、国家和社会治理、利益代表和表达、政治社会化、政策制定以及精英遴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历史时期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政党制度有着内在的、深刻的、难以克服的缺陷。特别是在向发展中国家移植的过程中，这些缺陷表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证明，深刻的错误比肤浅的正确更有利于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不断试错中的学习进而催生了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了一种既本质上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也重大有别于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制度的一种全新政党制度。质言之，近代以来中国的政党制度学习由西向东，由外而内，反求诸己，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最终在本国土壤中培育生长出来了适合自己的政党制度。

制度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核心和最高形态，来不得半点形而上学和浪漫主义。在创造性学习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以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为代表的旧式政党制度从根本上不适用于中国；也深刻体会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必须塑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同时，这种政党制度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再到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政党制度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并不断发展完善，走出了百年制度自卑，走进了制度自信的新时代。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通则，但实现政党政治的形式却是丰富多样的。没有最好的政党制度，只有最适合的政党制度。欧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过分单一地注重竞争性选举，在花样繁多的利益博弈中选强择优，始终无法摆脱利益代表片面化、政党恶性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痼疾；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始终难以克服监督乏力以及官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皆因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当而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从根本上说，一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政党理论为指导，与什么样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并且这种结合还必须体现创造性思维。由是观之，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创造性结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说，在对旧式政党制度闹剧的反思中，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进程的历史发展逻辑，就注定了中国不能简单照搬模仿某些旧式政党制度。从理论的指导角度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制度与其他旧式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在理论与实践的伟大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也对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进行了创造性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把政党制度从旧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以问题为导向，创造了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协商民主新形态。不仅代表广泛的直接利益，更代表深刻的根本利益；不仅代表短期利益，更代表长期利益；不仅代表界别局部利益，更代表全国各族各界全局利益；不仅代表流动的民意，更代表稳固的民心。从协商建国、民主建政，到重大建设、深化改革，再到精准扶贫、基层治理，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民主新形态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地避免了以往政党制度民主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实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理论与实践创造性结合的伟大变革。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制度上的创造性革新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政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有赖于政治制度的伟大革新。新型政党制度吸吮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沉淀积累的天下为公、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借鉴欧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多党竞合，以及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有益成果，突破二元对立和一元绝对的窠臼，辩证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有效实现一与多的结合，创造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实现了政党制度的创造性革新。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制度结构创新。欧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制度结构是竞选成功与失败择一的执政—在野模式；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独自打保龄球”，制度结构是生存还是毁灭择一的执政—非执政模式；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旧式政党制度传统框架，是“唱大合唱”，创造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领导—合作与执政—参政相结合的复合模式，这一结构更精巧、更完善、更优越，实现了制度结构的伟大创新。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政党关系革新。一定意义上，任何政党制度都是政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关系。欧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政党关系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下政党关系是有你无我的存亡关系，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以往政党之间零和竞争、松散联结和“包打天下”等各种关系样式，创造了一种紧密合作的政党关系新格局，是一种共生关系，实现了政党关系两种创造性革新：一是政党政治地位法定的长期合作模式；二是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共进的相互增益模式。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政党监督模式革新。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下的向心合作监督”这一政党监督的新模式，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恶性监督的弊端。

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理论话语的创造性突破

中国发展实践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话语的不断突破，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社科理论研究的一种常态。理论话语是软权力和软实力，西方社科理论界长期把控着政党制度的理论话语。这些“把投票选举简单等同于民主，把政党竞争简单等同于政治”的所谓“科学理论”，成为某些西方势力在意识形态和舆论上攻击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新型政党制度使得人们可以从新的理论制高点审视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透视出了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贫困。由此，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以往所有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以“新”“旧”界分政党制度，实现了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创造性突破。更重要的是，新型政党制度赋予人类政党政治更加生动、丰富、有机的理论内涵和制度内涵，从而彰显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新型政党制度取得了绩效上的创造性成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绩效是检验制度的唯一标尺。“中国奇迹”“中国之治”的背后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新型政党制度是制度优势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体量、影响最大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因大而特殊，更因新而特别。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政党为中心、由政党领导和推动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制度支撑，它能够把各个政党和各界人士紧密团结起来，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因而催生出巨大的制度绩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因特殊而优越，更因优越而特殊。作为“中国奇迹”“中国之治”重要的制度力源，它推动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动中国实现了连续40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快速实现超大规模现代化，彰显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绩效。反观一些发展禀赋条件并不比中国差的国家，由于简单移植某些旧式政党制度，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成果，反倒激化了民族分裂、宗教纷争等，陷入长期动荡不安。这在一些被西方国家用刺刀强加实施“西式民主”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可叹，一些国家陷于迷途而不知返；可恨，一些国家自视过高而不知悔，人类政治文明之发展进步由此蒙尘落垢。

制度总在比较中定新旧，在实效中分优劣。当前仍在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并在无数次纵向和横向竞争中脱颖而出、适合中国实际和发展方向的伟大政治创造。面向未来，可以预期到，新型政党制度必将不为盛名所累、不为赞誉所惑、不为歧见所扰，不自视清高，不故步自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改革创新，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法宝，为世界贡献出政党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