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玉贤，1955年12月出生于富阳渔山的一个小山村，198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我爷爷朱禄年和他哥哥朱永年兄弟俩早年从里山镇幸福村来到渔山三元沙头自然村，靠给人家放牛、做佃农打短工过日子。除了父亲朱根泉和姑姑朱秀珍，我还有两个叔叔，大的叫朱庆泉，小的叫朱庆源。奶奶是1945年农历正月初病亡的，当时我爸还不到14岁。

记得爷爷在世时曾跟我说，1944年冬，奶奶怀着第五个孩子，碰上日本鬼子来扫荡，村里所有能走的人都跑上山躲起来了，奶奶挺着个大肚子，没法走路，一家人只好躲到离家不远的芦苇荡里。那天，鬼子兵不知怎么丢了一个包裹，一直在沙头村折腾了大半天，直到天快黑了才离开。由于在水里泡的时间有点长，导致奶奶下身流血，从此卧病不起，没过多少日子就跟她那个没来得及出生的孩子一道与世长辞了。

奶奶走后，我的二叔、三叔相继在那年春天因为出水痘不治而病故。爷爷曾跟我说，奶奶这么早过世，日本鬼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爷爷让我一定不要忘了这家仇国恨。

父亲过了13岁，爷爷才有点余钱送他去私塾念书，可惜一共只念了三个月，奶奶就没了，爷爷再也不能供他上学了。从此，他就在家帮爷爷侍弄庄稼，开始了他勤劳质朴的农民生涯。他在195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小他几岁的姑姑比他早入党一年多。

有趣的是，1956年，渔山乡三元、利明、五一三个村成立联合党支部，在各村设立党小组，由尚未成为中共党员的父亲担任三元村党小组组长！毫无疑问，父亲对党的忠诚和对乡村革命事业的热爱程度得到了当时乡里主要领导的肯定。

1958年，三元村单独成立党支部，父亲是首任支部书记，直至1983年卸任（当时已改称大队书记）。1956—1983年，除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履职1年，总共当了27年的村支书或村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其间还连续兼任中共渔山乡党委委员。

父亲是一个颇有领导才能的村干部，在乡里（至少在我家周围那几个村）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村里人说他正直、大度，有爱心、肯吃亏、有担当，办事公道、不贪便宜。我小的时候，只要我父亲在家，社员们家里家外但凡有什么长长短短、磕磕碰碰的事，就一定会过来跟他念叨念叨，看应该怎么解决。父亲听完后，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说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父亲这种几乎无师自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一直都特别佩服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大半生。

△朱玉贤父亲朱根泉近照（记者 骆晓飞/摄）

我是1955年农历十一月份出生的。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永远是忙碌的，白天晚上都忙。去县里开会，去乡里开会，去村里开会，再加上田里、地里和山上的各种农活都不能耽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季节一到，该干的农活要是没干，到秋天了该拿什么交公粮？一家人又靠什么度过漫长的冬季？

那时新中国成立没多久，美国人又强加给我们一场朝鲜战争，使整个国家陷入困难境地，即使位于鱼米之乡的江南农家，一日三餐也很少有白米干饭。过年时虽然也打点年糕，但妈妈总要添加很多玉米粉，吃起来有很粗糙的感觉，我不喜欢，但没办法，不吃会饿死的。

我小的时候，除了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多少天过年（到那时就有好吃的，能吃饱了）之外，就是盼着我爸回家。他回来了，中午晚上就会有干饭。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我妈要保证养家糊口的男劳动力能吃饱，下地干活挣工分。孩子们当然也很重要，和爷爷一道放在第二顺位。最艰苦的是妈妈自己，我直到现在都还有点不敢相信，她究竟是怎么熬过那些艰难岁月的。如果爸爸回来了，不光有白米饭吃，他还往往会给我们带点小零食回家。

父亲后来跟我们说，早年参加区、县甚至省里组织的会议，每天会发几分或一两毛钱的津贴，他就全部攒起来，给我们兄妹几人买些糕点。最常见的是两分钱一块的“雪饼”（面饼烤干了上面直接洒点糖霜），两毛钱一筒，12个，既便宜又耐饥顶事，我们都特别喜欢。

父亲是个好农民，干什么农活都得心应手。无论是下水捻河泥、上山砍柴火，还是耕田、耙地、播稻种，统统举重若轻，不在话下。他是当年生产队里少数几个插秧高手之一，插得又快又直，特别拉风。我1973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两年，有不少跟他一起在地里干活的经历。那时，尽管生产队里已经认定我是十分劳力（干一天记最高档的十个工分），但无论是插秧、割稻子或是用脚踏打稻机打稻谷，我都远不如他。

那时，我会不时悄悄地望着父亲那黝黑而又有点帅气的方脸庞，心中不免有一点点的自卑。父亲也一直担心我身体不够强壮，成不了合格的农民。

父亲有一双特别巧的手，这是我小时候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家里什么日常用具坏了，无论木工、篾匠还是泥水匠的活儿，他都能上手。经他一捯饬，不一定修得多完美，但肯定能发挥原来的功能。我的手笨，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得到他的遗传。出乎意料的是，我妈并不认这个账，她常常抱怨说父亲就会糊弄事儿，无论什么东西，只考虑如何应付过去，跟美观不搭边。

这使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轶事：麦道飞机公司的总设计师周末在家请客，烧BBQ，孩子在前院玩儿童车，不知怎么就出了故障，夫人找他帮儿子修车，结果他弄了半天也没把车修好，而后院的肉却烤焦了。所以，无论木工、泥瓦匠、设计师还是学者，术业有专攻，跨行业有风险。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大队书记的老爹，从来没有以权谋私，暗地里捞点好处回家。但可能有一件事例外。在我逐渐长大的那些年（1974年以前），生产队里采收的头茶、二茶全部都要卖给国家（不知道是因为生产队里缺钱还是因为国家有规定的额度，或者两个原因都有），分给农户家里喝的只是茶末、簸尖（风选时飞得特别远的、采收时混杂的大叶片）和最后采摘的三茶。我爷爷会炒茶，因此爷爷、父亲连带我都喜欢喝茶。每年春茶开采时，爷爷就住在生产队的茶场里，直到头茶、二茶全部加工出售了才回家。

头茶生产期间，父亲一定会找个机会去茶场看看，用一个小信封装上能泡两三杯茶的新茶叶回家。他总会把这信封给我并对我说，儿子啊，尝尝今年的新茶吧！不知怎么的，那几天，我念书、干活的积极性特别高。直到现在，我有时候似乎还能闻到那些信封里带着淡淡油墨味儿的“一级炒青”的茶香味，那是我舌尖上的家乡！谢谢父亲那点小小的私心，更感谢他博大的父爱！

△朱玉贤（左）带着父母出游（资料图）

有人可能会说，朱玉贤，你那老农民父亲能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要是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父亲这辈子可能没在知识和学问等方面有助于我，因为他自己就上了3个月的私塾，他认识的那几大箩筐字主要还是当村支书后自学的。但是，父亲的品行、操守、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眼光，确实是我漫长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1973年1月，我从富阳中学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当年的高中生，尽管处于文革期间并没念多少书，但在乡下仍勉强算得上是人才。我记得那两年至少有一次招干、两次招工的机会，都被父亲让出去了。招干那次跟他争的是个乡干部，虽然乡党委讨论建议让我填写招干表，父亲却最终把表格让给了那个乡干部的儿子，理由是领导内部要团结。后面两次招工，第一次让给了隔壁村一个农民的儿子，因为那人的老爹病亡，母亲改嫁，生活困难，那个村的支书跟他商量，他就同意了；第二次县里又来招工，让给了跟我同村的一个年轻人，其父原在生产队的货船上跑运输，突遇台风翻船被淹死，是工伤，招工表就给他了。

两年时间内，三次送走“跳出农门”的机会，我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直犯嘀咕，觉得父亲没把儿子的前程当回事。不过，我那向来寸土必争的母亲在这件事上也没二话，使我感到郁闷。现在看来，似乎父母当年就已经认定这个儿子的“穹顶”可能要更高些？

到了1974年冬天，我经体检合格，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临行前某一天，我跟父亲在园子里侍弄过冬蔬菜，父亲问我：“儿子，你去了部队有什么打算啊？”意气风发的我不假思索就告诉他，参军走了，没有10—15年，没有穿上四个口袋（那时只有尉官及以上军官才能穿四个口袋，士兵装都只有两个口袋）的军装，我不会回来的！他看着我停下了手中的活计，语重心长地说：“你有这个决心当然好，但什么事都会有例外，如果你发现部队不合适你的发展，早点退伍也没关系。”

入伍不到两年，我就当了班长。遇上南京步校来招生，连队有意保送我上学（回来就是军官），但此时团长来基层考察，私下评价我说：五班长背弓弓的（小时候趴在课桌上背书背的）。他这句话使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军人，我可能缺乏一些行伍气质，在部队前途有限。正好有消息说国家即将恢复高考，结合父亲在我临行前的嘱咐，我毅然选择退伍，回乡参加高考。没有父亲那句睿智的话垫底，我可能真不好意思食言而肥，当兵三年多一点就退伍。

1982年7月，我在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一个乡下长大的农村孩子，突然发现自己留在杭州城里当大学老师，自我感觉那叫一个爽，有点飘飘然。没过多久，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亲跟我说：“儿子啊，你现在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了，什么时候当教授啊？”我吓了一跳，赶紧跟他说：“大学本科毕业到当上教授，万里长征可能都还没迈出第一步呢！”这件事给我敲了一大警钟，让我意识到自己还得继续努力拼搏，实现父亲的愿望。

△朱玉贤父母在北京大学西门合影（资料图）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只要警醒了就会有办法，所以要居安思危。若是没有父亲“叮嘱”我的这些点点滴滴，很难想象，我的一生究竟会走到哪一步。

希望越来越多中国老人都成为人瑞

孝道是美德，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尊敬长辈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实际上，让老人们过上愉快的晚年生活，也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生物学需求。

因为健康长寿的父母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定心丸。父母给予我们生命，而长寿的父母也暗示了长寿的下一代。

女作家毕淑敏在《孝心无价》一文中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真有点异曲同工的感应啊！有一首歌名字叫《最浪漫的事》，歌中唱道：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歌里说的当然是情侣、夫妻之间的感情。但仔细想想，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如果父母还在的话，和他们一起慢慢变老，也不失为一件很浪漫的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因此，中国民间把七十岁的老人称为古稀，八十杖朝，九十鲐背，100岁是期颐，又称人瑞。真心希望父亲能成为人瑞，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都成为人瑞，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朱玉贤父亲朱根泉近照（记者 骆晓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