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5日，是战略科学家、我国核武器研制技术攻关“众帅之帅”朱光亚先生100周年诞辰。朱光亚出生的1924年，是我国科学界先驱自19世纪末开始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艰难进行“科学救国”探索的年代。从1946年与李政道一起跟随吴大猷赴美国考察原子弹研制开始，他的科技生涯与我国核武器研制结下不解之缘，为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在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的岗位上，与我国科技界众多领军栋梁建立深厚情谊，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不遗余力。在朱光亚71岁的1995年，党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今天，我国正在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迈进。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再到建设“科技强国”，朱光亚的百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事业由弱变强的历史性发展紧密相连。在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沧桑岁月中，朱光亚是为科教兴国呕心沥血、厥功至伟的光辉典范。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典范。朱光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一生始终心系祖国，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国家需要作为选择人生方向的指南。赴美考察原子弹研制无果后，他去密歇根大学攻读原子核物理学，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于该年年底牵头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中产生重大影响。1950年2月，他放弃大有希望的学术前景和优渥的生活待遇，乘坐邮轮回到祖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朱光亚服从需要，赴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代表团英文翻译。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国核事业进入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历史阶段。根据钱三强先生的推荐，年仅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承担起原子弹研制技术总负责人的重任。从此他隐姓埋名，改名“朱冬生”。子女们长时间甚至几乎终年（1964年）见不到他，只知道他去西北一个国营机械厂当了“副厂长”。后来，他成为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功勋者中最后一位被解密的人。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将所获100万元港币全部捐献给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助基金。朱光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一生，正如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赞誉的那样，是一位“有德有功”，实现了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完美结合的科学家的光辉一生。

战略视野，担纲领军的典范。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浩瀚宏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存在大量科学技术难题需要攻克，还包括原子弹核燃料铀矿开采和铀235浓缩、核试验基地选取和建设等重大工程问题需要解决。仅就前者而言，就涵盖了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众多领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中，大部分是各学科、各专业、各行业中的翘楚，也涌现了钱三强、钱学森、朱光亚这样的战略科学家。他们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造诣和成就。但他们不囿于一两个专业行业，而是视野广阔，能从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跨学科、跨行业的高度进行思考和决策，认识和把握全局，找到科学技术新的发展或解决“卡脖子”关键难题的突破方向，具备多学科大兵团作战的组织协调领导能力，是担纲“国之重器”的领军人物，科技人才中的“帅才”。

朱光亚回国后小试牛刀，1951年撰写了我国最早介绍核武器的科普读物《原子能和原子武器》并获出版。1959年7月起，朱光亚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1964年2月改为第九研究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所长（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1962年主持起草《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主持起草《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

这些重要文件凝聚了朱光亚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战略思考和决策的心血，保证了原子弹研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随后，朱光亚参与部署第二机械工业部221基地，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我国第一次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我国第一次“两弹”（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等任务。1969年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成立，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地下核试验任务。

朱光亚1970至1982年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至2005年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参与指导我国第一代近程、中程、远程、洲际战略核导弹，潜地核导弹和核潜艇研制，组织和指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参与组织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1994至2003年，朱光亚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和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典范。朱光亚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先后得到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名师的悉心教导，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留学美国期间，受到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全面历练，培养了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求真务实、突破创新的科学精神。在几十年组织领导国防科技事业的历程中，朱光亚以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作风著称。核试验场所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几乎每次试验他都亲临现场，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要求做到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定关系、定动作这“五定”，要求“不放过一个问题，不带着问题试验”，力争把一切可以预见、应该回答的问题解决在“零前”，保证一次成功。对现场突发的问题，朱光亚要求认真分析，模拟实验，弄清原因，找准措施，直到完全解决。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培育了核研究队伍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出于一贯的严谨求实精神，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期间，多次强调确保院士增选质量，严把“入口”关。

朱光亚曾谦虚地说过，“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在这场与美国、苏联的核威胁、核讹诈作对抗的斗争中，他以严谨求实为盾，严把核武器研制每一道质量关，更以突破创新为矛，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努力创造核武器研制的中国速度。从第一个安装在铁塔上的原子弹装置到安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我国仅用了2年；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我国只用了2年8个月。凭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我国仅用了40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试验才取得的技术水平。

大力协同，提携后学的典范。朱光亚真诚对待与他共事、相处的科技人员，在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钱三强曾赞叹朱光亚，“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年仅三十五六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但他“能团结人，既与年长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彭桓武评价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显玲珑”。在朱光亚任最后一个职务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期间，他凝聚近千名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的科技专家，组成基本覆盖武器装备各个领域的科技专家咨询体系，使总装备部科技委充分发挥了作为“全军科技委”的智囊和决策咨询作用。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破坏，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人才断层”现象。朱光亚1991至1996年担任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给予高度关注。他支持青年科技人员自己筹备、组织、主持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活动，勉励他们继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坚持“双百”方针的精神，在学术交流中得到磨炼和成长。他要求中国科协机关认真做好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工作。至今，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的组织者、主持者和参与者，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近1800名获得者，其中许多人已成长为科技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中坚骨干，200余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如朱光亚在首届青年学术年会开幕式致辞所说的那样，“希望他们在21世纪采撷的时候，人们会对他们说，这是他们最光荣最美好的时刻”。

朱光亚波澜壮阔的一生，是实践科教兴国的一生，是坚守“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科学家精神的一生，成为100多年来我国科技界的一面光辉旗帜。在建设科技强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征程上，朱光亚的事迹、品格和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鼓舞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